An Appe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Release of Liu Xiaobo and Liu Xia

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夫妇

作為曉波的朋友,我們只想為他們做點事



 “即使在納粹德國、前蘇聯、也沒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家屬被軟禁。而全世界居然能對這種事情看得過去。我們作為劉曉波的朋友覺得,如果再不做點什麼的話,中國政府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中國人的人權。”劉曉波之友會新聞發言人余傑對明鏡新聞網說。

  在《零八憲章》發佈和劉曉波被捕4週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舉行2週年和12月10日第64個國際人權日即將到來之際,中國大陸艾曉明、陳子明、崔衛平、丁子霖、賀衛方、胡發雲、慕容雪村、浦志強、沙葉新共42人发表公開信,要求新一屆中共領導釋放劉曉波和一切政治犯,並以釋放政治犯為突破口,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在國際上,諾貝獎得主134人史無前例地聯名要求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之友會也在紐約發起了全球聲援劉曉波夫婦活動。明鏡新聞網記者陳小平採訪了劉曉波之友會新聞發言人余傑。

  在接受專訪時, 余傑回答了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刻發起全球釋放劉曉波及其思想犯的倡議,這種倡議是否專門針對最近新當選的中共領導人而提出的等問題。 明鏡新聞網隨後將發表採訪全文。

转自明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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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治 与中国当代知识份子》后记

19893月于纽约)〔茉莉提供〕

站在中西比较的和改造中国的层次上看,这本书或许还有一定的价值,因为中国的现实和文化在世界的范围内实在是太陈旧、太腐朽、太僵化、太衰老了,它需要一种强有力的异质文明所带来的具有威胁性的刺激和挑战,需要辽阔的、澎湃的汪洋大海来补托它的封闭与孤立、沉寂与渺小,需要用落伍的耻辱来激发它的自我改造的决心和斗志。作为一种相互比较的参照系,西方文化能够最鲜明地实现出中国文化的总体特征和种种弱点;作为一种批判性的武器,西方文化可以有效地批判中国文化的老朽;作为一种建设性的智慧,西方文化能够为中国输入新鲜血液和改造中国的现实。然而,站在人类命运和焦虑世界的未来的高度上看,站在个体生命的自我完成的层次上看,这本书或许一文不值。因为它所关注的问题过于浅和狭隘──只是站在中国人的立场、基于对中国的关注,而非站在人类的立场上对世界前途的关注,更不是站在个体生存的悲剧性的立场上,对每个生命的自我完成的关注。所以,这本书的价值仅仅是相对于无任何价值的文化废墟而言的,其低劣之处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陕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和盲目的西方文化献媚。

一、

仅是这本书,也包括我曾经发表过的关于中国文化的所有言论,都是一种立足于中国的民族主义,而决非象有些人指责我的那样是“全盘西化”。我认为,西方文化的最大特征之一是批判理性的传统,真正的“西化”不仅是对中国文化、更是对西方文化的批判性反省,是对全人类命运的关注,对个体生命的不完整的关注。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重振中华民族,是典型的中国本位论而非“西化论”。这种以中国为本位的民族主义立场限制了我对更高层次的问题的思考(我想也限制了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的视野。近代中国出不了世界级的大师,也肯定有这种民族主义立场的限制)。我既不能在关怀全人类的命运的层次上与先进的、世界性文化展开对话,也不能在纯个体的自我实现的层次上达至宗教性的超越。我太功利、太现实,仍然局限于落伍的中国现实和世俗性的问题。我的悲剧或许象当年鲁迅的悲剧一样,是没有超越价值,也就是没有上帝的悲剧。鲁迅在对人生的悲剧性体验上,已经达到了《野草》的深度,那种深刻的内心分裂需要一种超越性的价值来提升;那种无路可走、前面只有坟的绝望需要上帝的引导,《野草》时期的鲁迅是任何世俗性价值也无法提升的。他已经由站在中国文化之上对中国现实的清醒批判和失望走向了对自身的批判和物望,如果没有一种超越任何世俗利益的绝对价值的参照,鲁迅的《野草》就只能既是他创造力的顶峰,也是他为自身开掘的不可跨过的坟墓。

事实正是如此,《野草》之后的鲁迅再也忍受不了内心的寂寞、孤独和绝望,走出了内心世界的挣扎,重新坠入庸俗的中国现实之中,和一群根本就构不成对手的凡夫俗子们进行了一场同样庸俗的战争。结果是,与庸才作战必然变成庸才。鲁迅无法忍受只身一人面对未知世界,面对坟墓时的恐惧,不愿意在上帝的注视下与自己的心灵进行超越性的对话,传统土大夫的功利化人格在鲁迅身上笔活,于是,没有上帝的鲁迅只能坠落。鲁迅深受尼采的影响,但是他与尼采的最大不同在于:尼采在对人类、对自身绝望之后,借助于“超人”的参照而走向个体生命的提升;而鲁迅在对中国人、对自身绝望之后,没有找到超越性的价值参照系,重新回到了被他彻底唾弃的现实之中。

由此我联想到,为什么在西欧诸国,甚至在苏联和东欧诸国,出现过一大批杰出的流亡作家、哲学家、科学家,而在中国没有?为什么中国的文化名人一流亡国外就会毫无成就?我认为,中国文化人的视野太狭隘,只关心中国的问题;中国人的思维太功利化,只关心现实人生的价值;中国知识份子的生命中缺乏一种超越性的冲动,缺乏面对陌生世界、未知世界的勇气,缺乏承受孤独、寂寞、以个体生命对抗整个社会的抗争精神,而只能在他们所熟悉的土地上,在众多愚昧者的衬托和掌声中生活。他们很难放弃在中国的名望而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从零开始。这是一种难以摆脱的中国情结。正是这种情结,使中国的文化名人们紧紧抓住爱国主义这根稻草不放。他们不是面对真实的自我,为了一种踏实的自我实现而活着;而是面对被愚昧者捧起来的虚名,为了一种幻觉中的救世主的良好感觉而活着。在中国,他们的每一个动作,每一种声音都将引起全社会的注视和倾听;而在国外,他们形单影只,再也得不到那么多崇拜者的仰视,除了几个关心中国问题的老外的热情之外,没有人肯向他们致敬。要承受这种寂寞需要的不再是社会的力量,而是个体的力量,是生命的才华、智慧和创造力的较量。因此,无论在中国多么有名、有地位,一旦置身在陌生的世界中,就必须从最真实的个体存在开始与整个世界的对话。

正是基于此种理由,无论我多么不遗余力地赞美西方文化,多么彻底地批判中国文化,我仍然是个“井底之蛙”,眼中只有巴掌大的蓝天。在理论层次上,反省和批判中国的现实和传统,并不需要太高的智慧,甚至不需要独特的创造性思考。我对中国之反省所借助的理论武器都是已知的、现成的,无需我的新发现。那些被中国人视为高深的、新奇的道理,已经被西方的文化人们讲得明明白白,而且已经过几百年了,在西方已经变成了普及的常识,在思想创造上已经变得陈旧了,根本就用不着我的画蛇添足。如果我能够比较准确而深入地把握住这一参照系,就算不错了。当我走进纽约的“大都会博物馆”,我才醒悟到我曾经讨论过的诸种问题对于高层次的精神创造来说,是多么的无意义。我才意识到,在一个愚昧的、近似于沙漠的文化中封闭了太久的我,其思维是多么浮浅,其生命力是多么萎缩。长期在黑暗中不见天日的眼睛,已经很难尽快地适应于突然打开的天窗,突然见到的阳光。我无法一下子就成为敢于面对自己的真实处境的人,更不可能在短时期内与世界的高层次进行对话。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够放弃过去的所有虚名,从零开始,在一片未知的世界中进行尝试性的探索。这种探索不仅需要人类的智慧已经创造出的大量现成的知识,更需要开拓未知的领域,需要凭纯个体的智慧和做一个真实的人的勇气。但愿我能够承受住新的痛苦,不为任何人,只是为了在绝境中踏出自己的路。即使失败,但我相信这种失败是真实的。它要胜过我曾经得到过的无数次虚假的成功。

二、

正因为我的民族主义立场和企图借助于西方文化来改造中国,所以我对中国的批判是以对西方文化的绝对理想化为前提的。我忽略了或故意回避了西方文化的种种弱点,甚至是我已经感觉到、意识到的弱点。这样,我就无法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性的反省,对整个人类的弱点给予抨击。而只能向西方文化文明“献媚”,以一种夸张的态度来美化西方文明,同时也美化我自身,仿佛西方文化不但是中国的救星,而且是全人类的终极归宿。而我借助于这种虚幻的理想主义把自己打扮成救世主。尽管我一向讨厌救世主,但那只是针对他人,一旦面对自己,很难不有意无意地进入自己讨厌的角色中,飘飘然于救世主的大慈大悲、大宏大愿之中。我知道,西方文明只能在现阶段用于改造中国,但是在未来,它无法拯救人类。站在超越性的高度上看,西方文明的种种弱点正好显露出人类本身的弱点。这使我想起庄子写过的《秋水》。河水再大,之于海洋也是有限的;海洋再广,之于宇宙也是渺小的;“天下之美尽归于己有”只是一场梦而已。由此类推,中国之于西方是落后的,西方之于全人类也是有限的,人类之于宇宙更是渺小的。人类的目空一切的狂妄不仅表现在中国式的道德自足和阿Q式的自满之中,也表现在西方人的理性万能、科学万能的信念之中。不论现代西方人怎样对自己的理性主义进行批判,也不论西方的知识精英对自身的殖民扩张和白种人优越感进行过多么严酷的否定,西方人仍然对其它民族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他们仍然自豪于自我批判的勇气和真诚。西方人能够坦然地接受自己对自己的批判,但是他们很难接受来自西方之外的批判。我作为一个在中国的专制制度下生活了30几年的人,要想从人类命运和纯个体的自我实现的高度来反省人类、反省自身,就必须同时展开不同层次上的两种批判:

(一)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来批判中国的文化和现实;

(二)以自我的、个体的创造性来批判西方文化。

这两个层次的批判决不能相互代替,也不能相互交融。我可以指出西方文化的理性至上、科学至上和金钱至上导致了个体生命的消失和一切反抗性的商品化,批判技术一体化所形成的世界性经济等级秩序,否定高消费的生活方式使人患有一种没有怀疑冲动的富裕的疾病和逃避自由的怯懦,但是这一切批判决不能用于没有科学意识的贫困的中国。因此,必须警惕的是:批判西方文化的参照系不能用于批判中国,更不能以中国文化为参照来批判西方文化。如果是前者,就将是对牛弹琴,无的放矢;如果是后者(以中国文化为参照批判西方),将导致整个人类文明的退化。有些西方的智者因不满于自己的现实而转向东方,企图在东方文化中找到解决人类困境的钥匙,这是盲目的、臆断的妄想狂。东方文化连自身的地域性危机都无能为力,怎么能够解决整个人类所面临的困境呢?

我认为,20世纪的人类所犯下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企图用人类已经创造出的现有的文明来摆脱困境。但是,无论是现有的东方经典还是现有的西方文化,都没有使人类能够走出困境的回天之力。西方文化的优势至多能够把落后的东方带入西方化的生存方式之中,但是西方化的生存方式仍然是悲剧性的。到目前为止,人类还没有能力创造出一种全新的文明,以解决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生态不平衡、核武器日增、享乐至上、商品化等问题,更没有一种文化能够帮助人类一劳永逸地消除精神上的痛苦和人自身的局限。人类面对着自己所制造的、足以在一瞬间毁灭自己的杀人武器,其焦虑是无法摆脱的,这种焦虑作为当今人类的生存背景是任何人无法回避的。死亡的致命界限会把人类的一切努力变成徒劳。能够正视这一残酷的事实,同时又勇敢地踏入深渊的人已经是人类的极限了。自从人类被上帝逐出伊甸园之后,便一直处在无家可归的流放之中,这个流放没有尽头,西方文化不是它的归宿,而只是一段路程而已。更可悲的是,西方文化中的“原罪感”成分越来越淡泊,忏悔意识越来越苍白,宗教的圣洁有时与摇滚乐一样,成为一种享受而非痛苦的自省。自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人类中再也没有殉难者了,人类失去了自己的良知。“原罪感”的逐渐消失,使人的生命变得轻飘飘的,这对于人类来说,无疑是又一次坠落,亚当和夏娃的坠落是人类无法挽回的,没有“原罪感”的人怎么能听到上帝的声音。从中世纪初期的上帝理性化到中世纪后期的上帝权力化,从近代的上帝彻底理性化到现、当代的上帝渐渐世俗化,人类文明坠落了,人类亲手杀死了自己心中的神圣价值。

因而,当我借助于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批判性的反省之后,突然手足无措,陷入一种进退维谷的尴尬处境之中。我猛烈醒悟:我是在用已经陈旧的武器去批判另一种更为陈旧的文化,以一个半残废的自豪去嘲笑一个全瘫的人。当我真正地置身于开放的世界之中时,蓦然发现──我不是理论家、更不是名人,而是一个必须从零开始的凡人。在中国,愚昧的背景衬托出我的智慧,先天痴呆突现出我的半吊子健康;在西方,愚昧的背景一旦消失,我便不再是智慧;痴呆儿的烘托一旦倒塌,我便成了通身有病的人。而且我的周围也站满了各种病人。在中国,我为一个掺入了百分之九十的水分的虚名而活着;在西方,我才第一次面对真实的生命呈现和残酷的人生抉择。当一个人从虚幻的高峰一下子坠入真实的深渊,才发现自己始终没有登上过高峰,而是一直在深渊中挣扎。这种大梦初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曾使我犹豫、动摇,并怯懦地向往那个我了如指掌的土地。如果不是“大都会博物馆”,我真的就要重新与愚昧为伍了。

我的妻子曾在一封信中写到:“晓波,表面上看,你是这个社会出名的逆子,但在实质上,你与这个社会有一种深层的认同,这个社会能够以一种反对你的态度容纳你、宽恕你、吹捧你,甚至怂恿你,你是这个社会的一种反面的点缀和装饰。而我呢?一个默默无闻的人,我不屑于向这个社会要求什么,甚至连骂的方式也不想,我与这个社会的一切才是格格不入,连你都无法理解我的冷漠,你都不能容纳我。”这段话,我曾经毫无感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一针见血。我感谢她。她不仅是我的妻,更是我的最尖刻的批评者。在她的种种批评面前,我无地自容。

我再也没有退路,要么跳过悬崖,要么粉身碎骨。想自由,就必须身临绝境。

最后,我想就某些西方人对中国的献媚说几句不好听的话。一些西方人对中国文化感兴趣,赞美之情溢于言表,我以为是基于以下几种心理:

(一)仅仅是出于纯个人的性格、气质、爱好和价值选择而喜欢中国文化,在中国文化中找到了某种精神寄托和心灵安慰,这是一种真实的人生态度,无可厚非。可惜的是,这样的只对自己负责的西方人太少了,极而言之,这样的人太少了。

(二)出于对西方文化的不满而转向中国,企图在中国文化中寻找改造西方文化的武器。因此,他们把一种落后的、封闭的文化思想作为参照系,用西方人的智慧来解释中国文化。这决不是西方人的东方化,仍然是西方本位论。我认为,每一种文化都是排他的,除非有超越性的天才诞生,否则的话,无人能跳出自身文化的牢笼。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理想化,作为个人的选择可以,但是作为解决人类困境的方法和武器,则只能使人类倒退。比把人类的未来希望寄托在西方文化之中更为荒谬。

(三)出于一种西方人的优越感,以俯视的贵族姿态对待中国文化。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肯定,就象一个成年人夸奖一个孩子说话象大人,象一个高高在上的主人赞美奴隶的忠诚一样,是一种恩赐加轻蔑的态度。我此次出国,经常听到这样的夸奖:“我第一次听到一个中国人这样说”或者“一个中国人能对西方哲学如此了解”或者“中国怎么能出你这样的逆子。”这些夸奖的潜台词是:中国人一向是劣等的。每次听到这种赞美,我就感到自己不是出国,而是被人放在皮箱中,拎上飞机,作为一件新奇的物品带到异域,他们想你放在哪儿,你就必须在哪儿。由此可见,尽管有几百年的民主化、平等化,但是人类难以根除的主人欲并没有消失,一遇契机,立刻复活。当然,这样的西方人大都是那些极为功利化的所谓汉学家。

(四)作为一个观光客,出于对陌生事物的惊奇而赞美中国文化。那些已经享受过并且永远不会放弃享受现代文明的西方人,需要一种调节,换一换味口。而中国在数十年封闭之后突然开放,肯定会为他们提供最好的观光地。中国的愚昧、落后甚至原始是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明的文化,能够激起观光客的好奇心、神秘感。他们赞美中国文化完全是出于自身好奇心的满足。如果这些观光客自己享受之后,便不再议论大是大非,也没有什么不好。关键在于,有些观光客在自我享受过后,把这种享受提升为一种人类性的文化选择,其荒谬性就太过分了。而且,他们只观光,而决不会留下来。这样,他们就更没有理由告诉中国人:“你们的文明是第一流的,是人类的未来。”这种由观光客到救世主的转化,不只是荒谬,而且是残酷。这使我想起古罗马时时期的奴隶角斗。坐在看台上的贵族们决不会亲自尝试角斗,但却狂热地喜欢看角斗。野蛮的、嗜血的场面确实富有新奇感和刺激性,可以成为一种享受。但是,对于角斗着的奴隶们来说,这喝采声太残酷了。坐在飞机上欣赏原始的老牛耕地,确有田园风味,但是观赏者决不应该在自己享受的同时,告诉被观赏者永远刀耕火种,永远表演下去。看一幅原始味十足的绘画可以如此,但是如果把活生生的生活和人当作审美对象,并要求审美对象的永恒性,这就太不公平、太残酷了。用他人的痛苦来满足自己的享受,这是人类的丑陋之最。作为一个中国人,我太清楚中国不会成为人类21世纪的希望。在一个已经分配得井井有条的等级世界中,在能源如此匮乏的地球上,十几亿人口的中国怎么能够成为21世纪的希望。即便中国的自我改造在短期内获得成功,中国也无法达至美国和日本的经济水平,地球已经承担不起再出现一个超级大国的重负了。因而,我不企望藉助于任何民族的繁荣来提升自己,也不会把希望寄托在任何一个群体之中,更不指望社会的进步能够解决我个人的前途;我只能靠自己,靠个体的奋斗去与这个世界抗衡。

(五)还有极少数西方人,是从纯学术的角度去看中国的,他们比较客观、清醒,在一定的距离之外研究中国。中国的好坏与他们的切身利益无关,但是他们对中国的看法更真实,更具有理论价值。中国人最应该倾听的是他们的声音。

写完这个后记,我感到很疲倦。

最后,我感谢夏威夷大学亚洲太平洋学院中国研究中心为我提供了写作此书的时间和环境。感谢我的朋友Jon Solomon与我讨论这本书以及他为此书的出版所付出的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