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ppe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Release of Liu Xiaobo and Liu Xia

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夫妇

作為曉波的朋友,我們只想為他們做點事



 “即使在納粹德國、前蘇聯、也沒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家屬被軟禁。而全世界居然能對這種事情看得過去。我們作為劉曉波的朋友覺得,如果再不做點什麼的話,中國政府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中國人的人權。”劉曉波之友會新聞發言人余傑對明鏡新聞網說。

  在《零八憲章》發佈和劉曉波被捕4週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舉行2週年和12月10日第64個國際人權日即將到來之際,中國大陸艾曉明、陳子明、崔衛平、丁子霖、賀衛方、胡發雲、慕容雪村、浦志強、沙葉新共42人发表公開信,要求新一屆中共領導釋放劉曉波和一切政治犯,並以釋放政治犯為突破口,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在國際上,諾貝獎得主134人史無前例地聯名要求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之友會也在紐約發起了全球聲援劉曉波夫婦活動。明鏡新聞網記者陳小平採訪了劉曉波之友會新聞發言人余傑。

  在接受專訪時, 余傑回答了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刻發起全球釋放劉曉波及其思想犯的倡議,這種倡議是否專門針對最近新當選的中共領導人而提出的等問題。 明鏡新聞網隨後將發表採訪全文。

转自明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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狱中随笔之二

编者注:本文来自“北京之春”20014月号(95)-理论探索

孔子与娼优

只因替别人说了几句同情之言的司马迁,在被汉武帝割了之后,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卑贱地位,娼优所蓄实乃肺腑之言。但是,中国知识分子娼优所蓄的地位,并非始于汉代,而是始于战国纷争之时的君王们养士之风。养几个有智慧的读书人,如同养几匹好马,是君王身份和明君仁主的标志之一。先秦的纷乱之争中几个被后代儒生大书特书的君王皆为善养士之人。

当时各国争霸,君王们急需人才,知识分子便有了在不同的君王之间进行选择的余地,可以凭借其纵横之术游说于各国,不必非看一个君王的脸色,正所谓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而秦灭六国成就了霸业,政治上的统一结束了战国纷争,也结束了百家争鸣,从此知识分子就踏上了只能从一而忠的不归路。中国的帝王无力称霸之时,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容忍言论自由,而一旦称霸,首先要灭绝的就是言论自由及其喜欢说话的知识人。从秦始皇到毛泽东莫不如此。

中国文化最大的悲剧,还不是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而是汉武帝时期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经过董仲舒改造的儒家学说,把靠暴力建立和维系的帝制秩序描绘为天道的体现,天不变道亦不变作为帝制合法性的本体论根据,不仅为人间皇权的永世不变提供了宇宙论证明,而且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披上了一件怀柔的意识形态外衣,聪明的皇帝看得出来这件外衣对其政权的劝诱作用,遂确立为独尊的官方意识形态。从此儒术便成为中国社会普遍接受的关于公平和正义的基本标准,成为主流读书人安身立命的道统,从先秦的孔孟到宋明理学的程朱,道统乃为一线单传。

儒术作为先秦百家争鸣中的一家,被统治者钦定为凌驾于诸家之上的权威,学术变成了执政的工具,孔子在春秋时期周游列国没有实现的理想——为帝王师——在汉代由董仲舒完成。从此,孔子成了不能置疑的圣人,儒术成了不允许挑战的正统意识形态(道统)。卫道士要用它,造反者也要用它;君王拜它为先师,轼君者也拜它为先师;汉人视它为精神支柱,异族征服者也尊它为立国之本;正人君子信奉它,佞臣小人也利用它;贞女烈夫遵从它,优伶娼妇也卖弄它;在中国,它放之于四海皆准,其原因无非它既是统治者维持法统和放牧民众的得心应手之工具,又是儒生官僚集团制约皇帝及其家族的道统

然而,儒术作为统治工具只能说而不能用,只能在伦理上约束君子和愚弄百姓,而在现实中无法起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作用,对于经常使用阴谋政变、怠工避税、逃亡、在走投无路时揭竿而起等对策的逆臣和刁民来说,真正有威慑力的统治工具还是心狠手辣的法家,即便触犯了伦理上三从四德的戒律,惩罚起来也不能只是宣讲三从四德之礼的说教,还是要动用从剜眼睛剁手到车裂等酷刑。换言之,如果儒术所倡导的德政秩序没有暴政秩序来作为最后支撑,就一天也存在不下去。

历史上,都把法家作为暴政的代表与作为仁政的代表儒家对立以来,其实孔子说的那点类似攻心术的道理,韩非子也照样门儿清,他在强调严刑峻法的同时也说:是故禁奸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牧人和羊群之间的关系的稳定与和谐,最终取决于牧人手中的鞭子和开办的屠宰场。即便在统治秩序的和平时期,意识形态的人心控制也只是暴力的身体控制的辅助手段,是执政者为降低统治成本而采用的劝诱策略。何况官方意识形态的独尊地位,在本质上并不是靠其本身的道义凝聚力来维系的,而是靠暴力的国家机器来支撑的。是选择意识形态的说服还是选择暴力镇压,其决定权都在执政者手中,根据不同情况而选择不同的统治手段。如果运气不错,偶尔碰上个所谓明君贤臣,最好的可能是把攻心术用尽之后再动用暴力,而在昏君佞臣暴君酷吏那里,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这套说教,唯一的统治手段就是暴力。在中国漫长的帝制历史上,又有几个明君贤臣呢?中国人民的大救星毛泽东在其意识形态还有充分的说服力时,尚且经常动用暴力来对待虚构的敌人,就不要说其他的君王了。

如果野史上记载孔子生于通奸的野合是真的,那他也算是个出身卑微、大逆不道的私生子了。按照他后来为中国人定的尊卑有序、等级森严的血统论规矩,以他的出身,是断断成不了历代君王的万圣师表和民族的精神象征的,而是变成乱臣贼子或泼皮无赖才对。但是他怎么就成了诲人不倦的正人君子,史书上毫无记载。大概是在旷野上偶遇老子,闲聊中从老子的玄谈悟出了为人处世的道道儿。《庄子》一书,把这段传说改造为孔子向老子问道于野,以证明儒家的鼻祖乃道家的门徒,孔子只不过把老子那套阴柔的自然之道,应用于人世、特别是官场而已。尽管孔子大半生用在跑官上,鞋也不知道磨碎了多少双,脚底板也不知道打了多厚的老茧,可惜只当了一次鲁国的大司寇,屁股还没坐热就被炒了鱿鱼。但是,他也珍惜好不容易得到的权力,在那么短的为官生涯中也没有闲着,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他的最大政绩就是不讲仁义理智信,不用攻心怀柔术,而是大开杀戒,诛了少正卯,过过手握暴力的瘾。中国文化的外儒内法的虚伪和残忍,早就由孔子在当权时实践过了。正如鲁迅所说,从满篇仁义道德的儒家遗产的字缝里,只有吃人二字是真实的。

其实,在先秦诸子中,孔子是最平庸而又最功利的一位,他的一生大多数时间是周游列国去跑官,四处碰壁的无奈之下才私人讲学,以求糊口,未必就如后来的酸文人演绎的那样,是为了成就一番民间教育的大业。孔子一贯眼睛向上而轻蔑平民,他教统治者怎样愚民,教百姓怎样做顺民,教士大夫圆滑的处世谋略,教读书人怎样混迹于官场,怎样盛世入庙堂、乱世避山野,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选择,都要在有利可图的前提下。孔子编定了《诗经》三百首,美其名曰思无邪,后人认为他老人家删诗乃功德无量,而我以为不知有多少他认为思有邪的好诗被他删掉了。先秦的诗歌传至今天只剩下三百首,实在是孔子作的孽。按照他一个人的取舍标准进行文化遗产的整理,被他毁掉的好东西肯定不少。后来的焚书坑儒以及历朝历代的古籍整理,大都遵循孔子的删诗法。可以说,孔子编《诗经》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统治者根据自己的统治需要任意剪裁历史遗产。中共执政后对历史和文化遗产的唯我所用的粗暴态度,就是删诗传统的登峰造极的泛滥。孔子编定的鲁国史《春秋》,也完全是精心剪裁过的,所谓秉笔直书,不过是后人为了维护儒术的权威罢了。与庄子相比,孔子没有超逸、飘飞、潇洒以及想象力的奇伟瑰丽、语言的汪洋恣肆,庄子对人类悲剧的清醒意识,他那脱俗的哲学智慧和横溢的文学才华,都远在孔子之上;与孟子相比,孔子缺少男子汉的气魄、恢弘和达观,更缺少在权力面前的自尊,缺少民为重,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平民关怀 ;与韩非子相比,孔子虚伪、狡诈,没有韩非子的直率、犀利和反讽的才华;与墨子相比,孔子没有以平等为理想的民粹主义的道德自律,没有具有形式特征的逻辑头脑;孔子所说的一切,只是处世小智慧,极端功利、圆滑,既无审美的灵性和哲理的深邃,也无人格的高贵和心胸的旷达。他先是四处跑官,失败后就当道德教主,他的好为人师以及诲人不倦的为师之道,恰恰是狂妄而浅薄的人格所致。他那种盛世则入,乱世则隐的聪明的处世之道,是典型的不负责任的机会主义。可悲的是,正是这个最圆滑最功利最世故最无担当精神和受难情怀的孔子,成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圣人和楷模。有什么样的民族就有什么样的圣人,有什么样的圣人就只能塑造什么样的民族,中国人的全部奴性皆源于此,这种文化上的遗传一直延续到今天。(19961124)

 

老子与庄子

我喜欢庄子而讨厌老子。老子是阴谋家,他的学说由自然本体论到人生道德论最后落实到政治权术上。他讲自然之道和人性之德全部服从于政治权术,为了达到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统治极致。他讲以柔克刚、以无胜有、以无私牟取大私,这套阴柔的处世哲学,是历代圣人们玩弄权术的必备知识。我们从小就熟悉韩信受胯下之辱而终成大业的故事,教人用出卖尊严和人格换取功名利禄;也知道做过秦始皇丞相的李斯,从厕所中的老鼠和仓库中的老鼠的不同活法中,悟出了为官为人的处世之道,一当大权在握,就庖丁解牛般地大开杀戒,焚书坑儒的主意就是他替秦始皇出的。在中国历史上,类似的鼠目寸光之辈,皆能以阴柔的卧薪尝胆,成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业。直到晚清的大太监李莲英、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周恩来,也都是深谙老子的以柔克刚之道的。历代君王皆高举老子的无私大旗,牟取最大的私利——把统治权力这种最大的公器变成或个人或家族或一党的私产,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掩盖的是绝对主宰人民的极权,解放全人类的口号包裹的是争当地球独裁者的野心。

而庄子则是诚实的悲观主义者和避世主义者,他的学说由自然本体论到社会批判至人性道德,其核心是如何摆脱自然、社会、人性的三重悲剧,用逃避社会和人生、遁入自然的方式来确立绝对的个人主体性。这种弃绝尘世的潇洒来自于他对人的有限性的清醒认识。如果说他是个绝望的虚无主义者,那么他的虚无恰恰是对人的难以根绝的狂妄之绝望。在先秦诸子中,只有庄子一人只讲个人怎样摆脱世俗的悲剧和平庸的功利,达到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逍遥游,却不曾为统治者的驭民术和士大夫的处世术进过一言;只有他看透了政治的流氓本性,他宁肯做个世俗严重的畸形人,也不去正人君子,宁可弋尾于泥潭,也决不去做仕途上的牺牛”——把牛打扮得漂漂亮亮,只是为了贿赂它自以为荣耀地走上祭坛;只有他一人,深刻地理解了人的无知和语言的局限,理解了生命的脆弱和死亡的必然,以及面对死亡的豁达;也只有他一人的遗嘱,蔑视豪华的坟墓和企求不朽的愚蠢,他告诉弟子,他死后无需棺椁也无需埋葬,生于自然复归于自然,他的坟墓是山川是河流是平原是天空是整个大自然,在庄子的坟墓面前,金字塔和秦陵都显得太渺小了,连沧海之一粟都算不上。

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的精神史,就是一部对人的狂妄不断进行揭露的历史;人类制度的演进,就是不断地限制权力野心膨胀的历史。凡独裁者皆是精神上的狂妄之徒,在他的心中,向上没有神和神性,向下没有百姓和人权,他就是神,就是救主,就是宇宙的最高主宰,他可以代表人民并且有资格替任何人做出选择。而狂妄者肯定要滥用他所拥有了权力,直至遭受天怒人怨的共责为止。如果苏格拉底的最高的智慧是意识到自己的无知的名言,可以作为人类共享的精神遗产的话,那么庄子对人的悲剧和有限性的清醒意识——欲以有涯之生穷无涯之宇宙,殆矣——尽管带有宿命论的绝望色彩,但是无论在当时还是在今天,都是整个人类的难能可贵的和不可缺少的精神资源。

与西方的相比,即便在中国文化人中最形而上的庄子,也没有一种对生命对超尘世的精神信仰的谦卑和敬畏,没有那种面对不可避免的悲剧的承担和责任感,缺乏在正视悲剧前提下有勇气投入其中的殉难品质,缺乏苏格拉底或耶稣式人格的那种悲怆的高贵之美。庄子没有找到生命的真正价值,他一面沉入人类悲剧的最底层,发出残酷而清醒的警告,另一方面升腾到不食人间烟火的超脱飘逸之境,作出轻松潇洒的姿态,而这两者之间,却没有一种伟大坚韧的人格承担。因此,他的飘逸是无人性的、冷血的,是石头化的人生态度。当苦难没有危及自己时,他让人做一个平心静气甚至幸灾乐祸的旁观者;当灾难可能危及自己时,他让人做一个心安理得甚至沾沾自喜的逃兵。没有苏格拉底面对不公正审判时的大义凛然,没有耶稣式的终极关怀和殉难情操,就不会有真正伟大而高贵的人格。中国历代傲视宦海沉浮和尘世功利的知识分子所继承的恰恰是逃避的飘逸的庄子,陶渊明所虚构的桃花源、林语堂所推崇的生活艺术和周作人所陶醉的闲适,就是现代士大夫最高的生命境界。(19961126)

 

科举制度的怪胎

从现代考任制的角度看,中国古代的科举的确是先进的公务员选拔制度。但是,由于传统帝制的整体结构没有提供与之配套的制度,遂使这一先进的局部制度创新被整体制度所扭曲,变成了开放性受制于封闭性、平等性受制于等级性的怪胎。在某种程度上,科举制在人才的录用和配置上超越了血缘身份等级制度,具有现代考任制的平等地面向社会的开放性。但是这种开放性又与一种最为封闭而单一的思想灌输(道统)制度相结合。开放性准入规则和考场上的平等竞争,导致了人才在阶层之间的纵向流动(特别是由下到上的流动)和政治精英的新陈代谢,而思想灌输的封闭性又使这种流动只向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学而优则仕。对于中国古代的读书人来说,所有的智慧只能在道统即儒术的巢穴中发挥,只能成为大一统的皇权意识形态的工具,知识分子的社会角色只有政治化官僚化一途。从而造成作为社会稀缺资源的知识和智慧的定型化,所有的人才被迫走上了一条极为狭隘而险恶的独木桥,使社会的价值观、思维模式、思想观念和成就意识、向上动力、人生选择高度一体化、单一化,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精英是一种单面人

在传统中国的家天下秩序中,从汉武帝开始的历代主要王朝,都是依靠血缘法统(皇家)和非血缘道统(儒家)来维系的。号称奉天承运的皇帝和皇族,以血缘关系确立和传递法统,他们只是法统的创立者和传承者,而不是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道统的创立者和权威解释者来自一代代儒生,他们把儒家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秩序奉为行天道。所以法统政权的维系和运行必须由按照儒家意识形态的标准选拔出的家天下执政代理人来完成,具有公共性的科举与私下的举荐就是正式的选拔制度,前者依赖于道统的权威性,后者依靠法统的权威性。

由于道统法统的分离,儒生出身的代理人集团才能够借助道统来制约法统。尽管家天下为了加强自身的权力而创造了宦官集团、外戚集团,但是这些来自法统的集团只有帮助维护法统的政治权力,却一直没有解释道统的权威。儒生官僚集团可以在官场的权力斗争中失败,但是他们所维系的道统却历久而不坠。而且每一代有作为的皇帝,在挽救其被宦官集团或外戚集团弄得危机四伏的家天下时,都要借助于道统的合法性及其儒生官僚集团。法统的家天下在换代之时,依靠道统的官僚集团清除宦官集团的宫廷党争时有发生,比如明代对东场太监集团的清算最为典型。从某种程度上讲,一部中国古代政治史就是一部宫廷内斗史,除了皇家家族内部为了争夺皇位的血肉相残之外,一部宫廷内斗史就是一部儒生官僚集团与外戚集团、宦官集团的争斗史。双方较量的胜负主要取决于皇帝的立场,他倾向于那个集团,胜利就属于那个集团。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亦如此,高岗与刘少奇之争的胜负,实在与高、刘本身的权谋和努力无关,关键是看毛泽东对两人的态度,毛要谁失败谁就注定要失败。

作为依靠意识形态性道统起家的政权代理人执政团体,通过科举制度跻身仕途的儒生官僚集团具有双重性:既是儒术道统的传承者,又是皇家法统的雇员。作为法统的雇员,儒生出身的官员中真心信奉和捍卫道统者极少,而以道统为敲门砖谋求升官发财者则是这个集团的主体。即便在读书时真诚相信道统的正义性,而一旦踏进争权夺利的官场,实用主义的游戏规则就会迅速地把一介儒生改造为老奸巨猾的政客,此时读书人的道统只有作为争权夺利的根据才会被继续奉为神圣的统治原则。

同时,科举制度所造就的精英之间(士绅、地主和官僚之间)、上下层之间(贵族与庶民之间)的平等流动,而一旦通过科举进入官僚集团,以皇权为核心的森严等级化和任意性的人治化秩序,就会束缚乃至窒息读书人的从政能力,腐蚀其政治品质。庶民固然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走上仕途,甚至由布衣而宰相,然而一旦进入了官僚体系之中,其才智和首创精神又被体制内的森严等级所窒息,被赤裸裸的利益之争所扭曲所消耗,人治的秩序又使从政者的乌纱帽乃至身家性命毫无制度保障,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罢官和亡命的危险,甚至一句话就能掉脑袋,还要祸及九族。读史书,令人对中国的官场之残酷不寒而栗,作官的人很少能免于牢狱之灾。比如《明史》列传记载的上至大学士下至七品芝麻官的众多人之中,几乎无人幸免于官场的倾轧。嘉靖时期,仅仅为了皇帝父母的称号,就引起了持续三年的朝廷内斗,结果是180多名官员在朝廷上受杖刑,其中17人被打死,其他人被下狱或发配边疆。三年的名位之争,受到牵连的有几千人。

作为道统的传承者,儒生文官集团要以道统为控制和约束皇权的合法性依据,极力爬上帝王师、起码是帝王友的地位,幸运地遭遇一位明主仁君,恩宠有加之中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也会使之抱有恢复舜禹让贤制度的幻想。极少数屡试落榜的儒生心怀怨恨之强烈,可以成为他们在乱世中从民间揭竿而起的内在动力,比如太平天国的洪秀全。

尽管历史上不乏围绕政见和利益之争而形成的儒生党派,比如东汉的党人和太学生们,北宋的元祐党人,明末的东林党人,他们以天下为己任的道义立场,引经据典的慷慨陈词、英勇赴死的大义凛然,使其人格作为道德典范,冠绝一时且名垂千古。但是整体的儒生集团只是表面上的以道统为核心的官僚集团,而在实际的利益上只能依靠以法统为核心的皇权,所以在控制皇权的现实竞争中,他们并不比外戚集团、军人集团和宦官集团更成功,曾国藩和李鸿章作为挽救了清王朝的第一功臣,尽管在表面上位及人臣,而在影响慈禧太后的最后决策时,其作用常常不如那些深受太后宠信的大太监。他们主政期间的一切政绩最终要记载老佛爷的名下,而一切来自老佛爷或满清权贵的决策失误的责任,都必须由他们承担。此种现象乃独裁制度的必然。1949年中共执政之后的历史一次次重演着古代的政治悲剧。就连毛泽东一手制造的文革大灾难,其主要责任的实际承担者居然是毛的夫人江青。

中共执政后的党天下,表面上的意识形态说辞是人民主权,但是在选拔执政集团的官吏时,既废除了传统科举制,又拒绝接受西方的选举制和考任制,而是只继承了传统的人治式的举荐和任命相结合的选拔制度,形成了自上而下的层层相连的个人效忠网络。所以执政党特权集团构成,不同于家天下的家族血缘特权集团。但是共同的独裁性质和个人效忠制度,决定了两者的权力传承往往危机四伏,皇族内部的权力之争和中共内部的权力之争,同样是暴力、阴谋和权术的综合体,政权本身和整个社会都要为此付出高昂的代价。毛泽东和邓小平两代中共强人,都曾经两次废除了自己培养的接班人,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振荡,文革大劫难和六四大屠杀的发生,都与中共政权的接班人危机密切相关。在毛泽东的晚年,钦定接班人林彪覆灭之后,他就开始有意识地向家天下的方向发展,江青和毛远新的权力角色就是明显的例证。如果毛泽东精心栽培的大儿子毛岸英不是死于朝鲜战场,中共政权法统的党天下很可能回归到传统的家天下,类似北朝鲜的金日成父子。

极权制度的创建和维持往往依靠政治强人的个人权威和人格魅力,但是随着第一代强人的自然死亡,最高权威呈递减趋势,中共极权也不例外。第一代超强人毛泽东可以为所欲为,随意选择任何一个人来接班,如王洪文或华国锋,而不必在意党内惯例及接班人的党内资历和现任职务;第二代强人邓小平就无法象毛那样随心所欲,他要顾忌中共元老集团的意志,要玩忽左忽右的权力平衡,但是他仍然有在江泽民、李瑞环、陈希同等政治局委员中钦定接班人的权威。现在,强人时代结束了,绝对权威的真空将改变中共权力传承法统的游戏规则,造成了党魁钦定接班人的权威不足,江泽民作为中共第三代的核心,决没有毛泽东和邓小平的一言九鼎的权威。在邓小平还活着的时候,他有尚方宝剑的钦定保护。而一旦邓小平死了,他的权威能否得到巩固和提高,就主要取决于独立执政的政绩、党内各派之间的利益交换和玩弄合纵联横的权谋技巧了。对于江泽民来说,邓小平的死既为他展示执政能力提供了时机,又蕴藏着极大的被颠覆的风险。而未来可能的现实是:他只是个平庸的过渡性人物。

同时,中共将家天下时代相互分离的道统与法统即意识形态和政权合并为一:党魁既是道统的创立者、权威解释者,又是政权的唯一占有者、行使者。党天下的道统即马列主义最后归结为党的最高领袖的思想即毛泽东思想,其政权也集中在党政军合一的毛泽东个人身上。这种双重身份的合一,创造出一种准政教合一的极权程度更高的体制,官僚集团的组成也是法统与道统合一,再没有了法统之上的道统权威对执政权力进行哪怕是表面上的制约。从此,中共的每一代法统接班人都要在道统上将自己奉为圣人和理论宗师,也都把党政军的最高权力集于一身。邓小平垂帘听政的时代有邓理论,江泽民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时代有江学说。换言之,中共政权内部的接班人之争,既是法统政治权力的争夺也是道统意识形态解释权的争夺。毛泽东之后的邓小平在与华国锋争夺最高政治权力之时,就是用发动思想解放运动来争夺对毛泽东思想的权威解释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