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 Appeal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for the Release of Liu Xiaobo and Liu Xia

呼吁中国政府释放刘晓波夫妇

作為曉波的朋友,我們只想為他們做點事



 “即使在納粹德國、前蘇聯、也沒有一個諾貝爾獎得主的家屬被軟禁。而全世界居然能對這種事情看得過去。我們作為劉曉波的朋友覺得,如果再不做點什麼的話,中國政府就會更加肆無忌憚地踐踏中國人的人權。”劉曉波之友會新聞發言人余傑對明鏡新聞網說。

  在《零八憲章》發佈和劉曉波被捕4週年、劉曉波獲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舉行2週年和12月10日第64個國際人權日即將到來之際,中國大陸艾曉明、陳子明、崔衛平、丁子霖、賀衛方、胡發雲、慕容雪村、浦志強、沙葉新共42人发表公開信,要求新一屆中共領導釋放劉曉波和一切政治犯,並以釋放政治犯為突破口,啟動政治體制改革。

  在國際上,諾貝獎得主134人史無前例地聯名要求釋放劉曉波, 劉曉波之友會也在紐約發起了全球聲援劉曉波夫婦活動。明鏡新聞網記者陳小平採訪了劉曉波之友會新聞發言人余傑。

  在接受專訪時, 余傑回答了為什麼要在此時此刻發起全球釋放劉曉波及其思想犯的倡議,這種倡議是否專門針對最近新當選的中共領導人而提出的等問題。 明鏡新聞網隨後將發表採訪全文。

转自明镜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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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亦武致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的公開信

 

瑞典諾貝爾文學獎評審委員會

女士們、先生們:

    作為一個流亡不久的中國作家,我明白,我個人內心的創痛不能代替諾貝爾文學獎的標準。但是我依然要說,2012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莫言的人與文,都有非常大的問題。

    你們都是學富五車的老先生,恐怕沒有經歷過獨裁,對於共產黨造了多少孽,缺乏感同身受。所以你們把在共產黨體製內混成作家協會副主席的莫言,推舉成本年度文學奬得主。你們不知不覺,已經和中共帝國高度一致了。請聽聽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長春的高調表態——莫言的獲獎,“既是中國文學繁榮進步的體現,也是我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不斷提升的體現”(見附錄1)。

    共產黨在1949,1952,1955,1957,1958(也就是我出生的那一年),1959至1962,1966,1989造的孽,弄死、弄傻了多少中國人!你們當中的一位評委卻説,毛澤東在1942年發表的《延講》是好的,只是後來被人利用了,因為在那個年代,還是據此產生了趙樹理和孫犁的鄉土文學——這是文學嗎?這不過是借用大眾的名義,改造知識分子的命題文學。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算哪門子文學?毛澤東的《延講》對於有良知的中國幾代作家,都是永遠的痛。莫言抄寫《延講》,就是個人格問題(見附錄2),體制內作家,也有20多位拒絕抄寫《延講》,例如同為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的王安憶。莫言抄寫了,就是個犬儒。有傳言,他甚至為殺人魔王薄熙来寫過贊美詩(見附錄3)。另外,有新一代作家认为,六四後的20多年,莫言拥有如此高的官方地位和话语权,卻从未在公开场合或者作家圈子里,发表过对中国现实的任何关注。

    至於莫言的文學品位,我本不想置喙。他1989年熱衷於街頭政治,可大屠殺之後,他和張藝謀等人一樣,迅速妥協了。他們都繞開了1989,正如前蘇聯作家繞開了斯大林,猶太作家想繞開集中營。他們毫無愧意地響應大獨裁者鄧小平的號召,走向“中國特色的市場化”,這跟哈維爾描述的“布拉格之春”後,捷克社會世俗化的情景相似。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中共,不僅與資本主義,也與體制內眾多作家在全球交易上“心照不宣”。莫言由此為新一代年輕人樹立了一個“犬儒通吃”的標準。

    莫言的確揭露了現政權的黑暗。可那是基層政權的黑暗,不是中央帝國的黑暗。至於計划生育,如今哪怕中國的官方報紙,也在披露地方計划生育的糟糕。因為中國官方的計划生育政策,早幾年已經鬆動。普通老百姓出於生存壓力,根本不敢多生。連流行歌曲都在唱:“一個孩子就這麼難養,計划生育還有必要嗎?”(北京歌手川子作品《鄭錢花》)

    再談談語言。自20世紀初,新文化運動以來,產生了不少好作家,比如沈從文、錢鍾書、張愛玲等人,他們的小說語言,一望而知,是脫胎於丰厚的古典文學;接踵而至有艾蕪、李劼人、老舍等人,將馮夢龍、曹雪芹以降的、從文言文逐漸演化的“市井白話文學”與地域性方言結合,讓各地中國人,一讀書便曉得作家出生於何年何時何地。再接踵而至,才是1979年改革開放之後,大量西方翻譯作品湧進中國,造成模仿的熱潮。於是一代“先鋒作家”應運而生,大夥兒的作品都有翻譯的痕跡,拉美式尋根、意識流敘述、夸張變形以及永恆的人性等等,一時間成了熱門——而莫言的文學語言,來源於翻譯体,他不過憑著悟性,將翻譯體和中國某個區域的種種現實特征,做了一個還算巧妙的嫁接。所以翻譯莫言不存在難度,不存在“不同族類文學的不可翻譯性”。說白了,他就是用西方翻譯語言去講所謂的變味兒的中國鄉土故事——而這種所謂揭露了中國陰暗面的文學,是扭曲變形的區域性中國——它們都沒超出目前中國區域性小報記者的暴露水準。《紅高粱》裏的病態民族主義,曾被官方媒體大肆渲染;《豐乳肥臀》的色情低俗,迎合了中國書刊市場的膚淺墮落;《檀香刑》裏的殘忍刺激,是有悖人性及傳統常識的胡編亂造。所以後極權官方欣然接受。一旦獲獎就一味追捧——因為区域性黑暗也不時遭到黨中央的通報批評。正如在歷朝歷代,区域性黑暗也不時被英明朝廷“撥亂反正”。莫言選擇性暴露毛澤東時代的黑暗,因為他憑技巧走紅於胡錦濤時代,諷刺和批判毛澤東及鄧小平早已成為共產黨內外的“飯桌話題”,正如前蘇聯勃列日涅夫時代,諷刺和批判斯大林早已成為共產黨內外的“廚房政治”——這既安全,又表達了掩耳盜鈴的正義。


    各位尊敬的女士和先生,你們肯定知道“奧斯威辛之後,寫詩是野蠻的”,那麽對應當代中國,1989天安門大屠殺之後,避開見證的寫作也是可恥的。況且莫言的所作所為,還不僅僅是“逃避見證”——他在2009年法蘭克福書展上,作為中國官方首席作家的及其油滑的發言稿,公眾都看見了。所以我贊同赫塔.穆勒的說法:今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共產黨高官、前解放軍軍官莫言是一場災難。


    您們的前輩曾把這個獎授予前蘇聯的共產黨高官、文化高壓政策的擁護者肖霍洛夫,造成了很大災難,讓創立這個獎的渴求理想的諾貝爾先生在天之靈非常不安;現在您們又把這個獎授予独裁中國的共產黨高官、言論審查製度的擁護者莫言,造成了更大災難,這簡直會讓諾貝爾先生的在天之靈哭泣。

2012年德國書業和平獎得主
中國流亡作家:廖亦武

2012年11月25日於柏林